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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家红:重提西南联大的遗产
发布日期:2017-11-08

    前不久,《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一书由九州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这是一部被著名历史学家何炳棣誉为“迄今最佳联大校史”的著作。作者是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荣休教授易社强先生(John Israel),他也是费正清教授的高足。在该书序言中,易教授将他对西南联大的研究概括为“持续了二十年的研究工作”;套用中国的话说,可谓是“二十年磨一剑”。一项学术研究工作,能够进行二十年,其持之以恒的执著精神,本身就值得敬佩。不仅如此,能够在二十年中殚心于一项研究工作,而不必汲汲“为稻粮谋”,或担忧因为“绩效考评”差而被“炒鱿鱼”,这样的学术环境,更令我辈歆羡不已。

    在2007年纪念西南联大70周年的时候,就曾经有人提出过要珍视西南联大的遗产。遗憾的是,因为一直没有一部全面而像样的西南联大校史,很多讨论总让人感觉云里雾里,不太靠谱。而且,很明显,相当多的讨论有意无意地忽略联大的具体历史,只是跟着自己的感觉走,胡乱发挥一通——其实就是在讲自己臆想中的联大而已。可以想见,连西南联大的基本史实都弄不清楚,再多的讨论,也总是令人怀疑的。当然,正如本书作者所言:实际上,西南联大真正的历史(THE HISTORY)是无法用文字书写的,而能与读者们分享的,只是这样一部西南联大史(a history)。相信对英文有所了解的人们,大致可以意会出THE HISTORY与a history的区别。

    不管怎样,现如今,有了这样一部“迄今最佳”的西南联大校史出版,为我们重新审视西南联大的遗产,提供了一种可能和机会。易教授在序言中谦虚地表示,期望读者能说本书“言必有据”,因为他自认“为了验证史实”,“曾竭尽所能”。当我们读到作者在书中对于联大历史诸多细节的精致描述,以及书后那长长的、昔日联大相关人物的访谈清单和文献目录,对于易教授二十年间“竭尽所能”的学术努力,以及书中文字记录的真实性,自然较易接受。尽管如此,易教授未敢以“旁观者清”自居,而是别出心裁地造了一个四字成语“旁观者异”。今以己意揣度,似乎经过连续二十年的研究工作,易教授感觉到或者有信心——他所撰写的西南联大校史,必将有别于此前的任何一个版本。

    通过阅读该书,一方面,笔者充分领略到“旁观者异”这四字所带来的、史学撰述的别样境界。另一方面,也不禁产生疑问:作为严谨的学术题材,西南联大的历史为什么在一个美国学者的笔下可以写得如此鲜活生动?相比之下,为什么国内诸多相关作品,除一些枯燥深沉的学术著述外,竟乏善可陈?史学作为以厘清历史真实为基本任务的一门学问,中外历史学者的资质、技艺真就有那么大的差别吗?是因为历史学者个人的资质禀赋、技艺方法的千差万别,还是因为学术环境、学术土壤的差别呢?似乎这个问题一时很难说清,也不便深论。但是,易教授作为一个中国历史的旁观者,他在书中所体现出来的相“异”之处,以及之所以“异”的原因,很值得我们重视和思考。

    言归正传。联大的遗产究竟有哪些?这些遗产对于我们今天的意义何在?显然,这属于价值判断的问题,言人人殊,在所难免。我们看到,在以往的讨论中,有人说,西南联大的珍贵遗产在于教授治校;也有人说,西南联大的精神在于“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更有人将西南联大的精神与现今某所高校的校训混为一谈,说是联大的精神在于爱国、进步、民主、科学。可谓林林种种,莫衷一是。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这其中,除了一些刻意的政治宣传外,很多对于联大精神和遗产的观点,大多是对当下中国教育问题的一种反映。正因为现今中国教育存在太多的问题和弊端,西南联大作为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神话,一座教育史的丰碑,一个供人崇拜的偶像,它对于现实的影射意义,远远大于其真实的存在。很多人一厢情愿地企盼,从这个偶像的头顶或许闪出些灵光,可以用来指示今天中国教育良性发展的大道。

    与以往一些作者有所不同,易教授笔下的西南联大,呈现出纷繁复杂的景象——绝不似菩萨庙中新塑的泥偶那样,只见其外表的光辉绚丽。这其中记录的故事情节有:红学家刘文典竟然认为沈从文是个骗子,不配拿四毛钱的工资,而他自己却最终因鸦片瘾太重被联大解聘;史学家皮名举会在课堂上公开对独腿的教务长潘光旦极尽挖苦之能事;法学家燕树棠更“令人瞠目”地评价其同事,说其“像一只绣花枕头,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政治学家张奚若竟因租房问题,被房东暴打;化学家曾昭抡常常穿着一件带有污点的褪色的蓝色长袍,邋里邋遢,有时竟喃喃自语,心不在焉。这样的记述,在以往关于西南联大的出版物中,罕能如此集中地展现。读至兴会之处,不禁令笔者莞尔一笑,时或为那些教授的窘境唏嘘不已。总体而言,这本书的引人入胜处,在于将当时人们的生活实态一览无余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其中历史人物的喜怒哀乐、悲欢离愁,令人感觉是那么的真实、切近。或许,这就是该书的成功之处,还历史以真实,让读者在平凡的生活经验中感受历史的魅力。也就是在这种切近生活、接近真实的描述中,我们发现,在抗战八年的艰苦环境下,在偏处一隅的西南联大教授身上,熠熠闪耀着人性的吉光。这种光芒,足以穿透重重的历史尘雾,与天地同在,与日月同辉。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西南联大的精神,或许就是一种人性的崇高精神;进而,西南联大的遗产,实际上,也就是人类共同的精神遗产。

    借用易教授的话说,西南联大有太多的遗产值得与世人分享。揆诸该书“结语”,在联大“太多的遗产”中,我们看到,易教授特别提及的主要有两点:一、在艰苦的环境下,坚持高尚的思想品质和独立精神;二、在战争与革命的年代,坚持通才教育的宗旨和方针。不消说,这是易教授眼中西南联大最可宝贵的两份遗产。然而,西南联大毕竟是特殊历史年代的产物。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三所声名卓著的学校合并为一家,既有必然,也有偶然,有太多的主客观因素综合作用,方才成就了联大的神话。对于今天从事教育史研究或者有心进行教育改革的人们来说,若想从西南联大的光辉历史中寻找可资继承的遗产,当然可以各取所需地进行。但必须先要明白,欲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并不是合并几所大学,成为一个“巨无霸”大学就能达致。再请好好记住清华老校长梅贻琦的名言——“大学者,非谓有高楼大厦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最后,需要赘言的是,尽管该书的中文简体版已经很精彩,而且比台湾传记文学版有很大改进,但是,作者毕竟是一位美国人,1998原版也是英文版。相信该书语言的魅力,只有读过英文原版,才能有更深的体会。

    作者:孙家红